清代臺灣經常發生械鬥衝突，使得民宅、市街都相當注重防禦，為使敵方進入後不易迅速通行， 街道狹小、店屋緊密遂為當時市街特色之一。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將市街道路拓寬，沿街建築的外觀逐漸被注意到；加以臺北城內家屋改築後的嶄新市街景觀，引發臺灣人市街的仿效並加以轉化，運用建材亦更多樣化，如從日本引進的洗石子技術，更是從官廳公共建築擴及至沿街的民間商業建築立面， 讓市街一改面貌。（註89-90）

大嵙崁街完成市區改正的道路、水溝工程後，各戶亭仔腳工事則由居民自行負責，主要街道店屋原本即有軒下（のきした，指稱屋簷下）通道，透過此次市區改正統一亭仔腳通道寬度與地坪高度， 業主依各自意願興建牌樓面。 （註91-92） 台灣日日新報1919年7月即報導大嵙崁街民眾於該年3月保甲會議中決定實施亭仔腳工事，預計到明年1月時約2/3可完成，屆時將面目一新。 從現存牌樓落款紀年可不少即在1919年落成，亦有幾坎店屋牌樓為1918年落成。（註93）

就老照片及現存的牌樓店屋來看，分布於過去下街、新街的和平路上，新街、上街的中央路，以及新南街的中山路。牌樓面以紅磚為主體建材，尺寸為日治以來的機器磚規格，多採英式砌法，磚造符合市區改正時之家屋建築規則防火的規範；一樓部分多採四柱三間，有拱圈也有平樑構造，後者為鋼筋混凝土為新工法的使用。

在簷線以上則常有突出山牆，並以各種圖像造型裝飾，包括漢人傳統的吉祥花果動物、洋式勳章番仔花、或類日式家徽圖像，並混合運用洗石子 、面磚、剪黏、泥塑等。（註95）

以下列舉地方紳商：呂鷹揚、林源松、王式璋、江健臣、簡阿牛等之個人或家族當時所有之店屋牌樓說明。

呂鷹揚1908年購入新南街68、69番（今中山路15、13號），並在1918年8月購入隔壁的新南街70番（今中山路11號），其兄呂先春則於1911年買下新南街61、62番（今中山路29、27號）居住。

新南街68、69、70番三崁店屋牌樓，從居中的新南街68番匾額題「蘭室」落款「戊午年」、「仲冬立」 判斷應於該年冬天修建完成。牌樓落成不久，1919年2月呂鷹揚即為其子呂鐵州娶媳，時機十分巧合。此牌樓也是大嵙崁街內落款時間最早者，對於當時市街居民來說應具示範指標性。（註100） 三坎店屋牌樓強調中央軸線，對稱設計，一樓清水磚與洗石子構成辰野樣式的飾帶橫貫三坎店屋，營造如同為一座三開間大宅。每坎入口都是中大側小的三間的形式，以中間坎的中央開口最大，山牆較高且為弧狀造型，左右邊牆的欄杆製造深度與光影效果，讓人自然將目光放在中央的英文縮寫勳章裝飾及匾額；左右坎三角造型山牆內為幾何「呂」姓勳章裝飾，兩側牆的菱形紋為轉化傳統方勝造型，內斂地扮演好陪襯角色。牌樓以西式造型與裝飾為主，山牆中勳章裝飾的英文縮寫、姓氏表露建物所有權者，匾額「蘭室」則反映其漢學人文素養。

就現存的牌樓觀察，興建時間點以中山路13號呂鷹揚所有的「蘭室」落款「戊午年」即1918年底為最早，次者中山路12號頭寮林家的「燕居」落款，「戊午季冬」則推論約在1919年初，兩者皆位於中山路上，可說是大嵙崁街的示範牌樓。至1919年夏、秋、冬都有牌樓完工，遍布和平路、中山路、中央路，想見當時市街境內工程陸陸續續進行半年，大部分沿街牌樓應多在此期間完工。而後於1921年出現零星店屋新築，如：中山路上簡阿牛的建成商行。 較早落成的牌樓以外來裝飾為主，多為拱構造，並已運用紅色面磚、洗石子等，爾後的牌樓出現樑構造、白色面磚、彩瓷等；店屋外觀多元豐富，顯見沿街牌樓面並無強制規範樣式，由施作者據業主意願，運用當時的技術與材料所營造；並突顯街區性質與業主個別偏好，如：以企業經營者為主的新南街（以今中山路為代表）較多見連坎、對稱的牌樓；而商業店舖密集的下街、新街（以今和平路為代表）各店屋門面多半採不同造型裝飾。誠如1919年《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所期盼，市區改正亭仔腳牌樓完成後賦予大嵙崁市街新面目。 大溪的牌樓構造、材料、裝飾等呈現當時受殖民政府引進的建築造型及技術之影響，立面裝飾常見外來（西式、日式或折衷）與傳統元素共融，可說是在時代更迭中面對新文化與延續傳統並進的特色，在地方代表紳商身上亦見這樣的特質。 自文獻檔案中發現日治前期桃園大溪地方代表商紳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促進地方共榮發展，無論是有形的市街建設或無形的民俗信仰都仍延續至今；而自大嵙崁有市街興起到市區改正後的大溪街，乃至近三十多年來推展的歷史街區保存，皆經由世代居民合力營造，再映證在地居民是市街發展過程中的核心與動力，也是至為寶貴之處。